《遊牧民的世界史》讀後    黃恬昕

《遊牧民的世界史》杉山正明著，黃美蓉譯，廣場出版，新北市，2015.9。

戰後，日本即已從事中亞史基礎研究。東洋學教授杉山正明
すぎやま まさあき乃其中佼佼者。過去，被當成教科書閱讀的中國史，在學生的腦際存著太多錯誤，一知半解的印象。透過本書的閱讀，可以大開眼界，進而思考中國與中亞、西亞世界如何互動。這對國人解讀世界史，必有大助益。以下列舉書中作者的一些觀點，說明如下。

（歷史可以解謎嗎？）

「歷史之謎，不勝枚舉尤其是關於蒙古時代，更是如此。…

研究旭烈兀汗國的現代歐美代表學者摩根（David Morgan ）博士說過，關於蒙古帝國及其時代的研究至今停留在『幼兒時期』。…

相關文獻多達二十多種國家語言。在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漢語史料及波斯語文獻。這兩種資料具有分別代表著東西方亞洲歷史及歷史記述的傳統。但讓人意外的是，有助於蒙古時代研究的蒙古語史料並不多。…漢語史料當然是對東方事物較為詳細。比起蒙古帝國本身及蒙古內部事物之記載，反而是對其周圍的人們，尤其是中國方面的事物有較為詳細的敘述。再者，相關的資料也是對每一個細節的記載多過於對大局的描述。波斯語史料當然對西方事物較為詳細。但是對於東方部分也有相當的紀錄。其中最棒的就是關於蒙古帝國本身有詳細敘述。

蒙古人相信伊朗系穆斯林，而讓他們參與規劃範圍包含西方旭烈兀汗國、東方大元汗國……等整體疆域，主要以財務及經濟為核心的國家經營。

若想要以大局來看當時的情勢，無論如何都必須要使用波斯語史料。因此，若打算要用原始典籍史料來重組蒙古時代，就一定要同時通曉這兩種史料。

儘管這麼說，但光是要了解這兩種文獻就已經很辛苦了。總之，兩種的數量都很龐大。而且，不能只是看文獻表面意義。這兩種文獻都背負著各自的文化傳統，…第一，要是連該資料所要表達的真正意義或是作者的真正意圖都無法掌握那麼想當然爾，事實的推論就會變得很危險。

結果，只能每天有耐心地持續在分別具有『深度』的兩種文獻中，…除此之外，別無『捷徑』。

正因為如此，歷史不一定可以解謎。不，反而是當解開了一個謎題，眼看就要達到該目的時會出現更多的新謎題。…因為實際上過去的事實是永無止境，…

關於蒙古時代，一個接一個出現的謎題，光是以歐亞大陸規模展開這一點，不僅難以斷定每一個的輪廓，而且新謎題的總量也變得很龐大。

即便可能認定是相當微小的事物，也要細心地調查各種東西方文獻……，要掌握事物的輪廓或實際狀況可不是件容易之事，離講求效率或經濟效益的世界相當遠。這是一個超越現實、跨越『時空』的超現實作業。

就一般而言所謂的歷史研究，若考量到為了蒐集史料所設入的經費或是消耗的時間、體力，剛好與控制世界的『擴大再生產』之資本主義原則完全相反，必須說是『縮小再生產』。……若沒有『志向』或『不求回報的精神』，無論如何也不可能進行。……半開玩笑的心態會立即被堆積如山的史料所擊潰。

首先第一就是必須要從世界各地挖掘及蒐集堆積如山的史料。光是為了做到這一點，就要耗掉大半生命。另外，還必須要有解讀二十多種國家語言文獻的能力、精力及持久力。但是，身為壽命有限的人類之悲哀，就是無法保證永遠不會失去已經一度具備的能力。當忙著處理其他文獻時，經常會在不知不覺間就失去了某種能力。

蒙古時代史的研究，在困難度、應該要追求的事實之龐大以及永無止境等方面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事實上，可說是歷史研究中的歷史研究。

我絲毫沒有打算將這個當作『怨言』或是相反地當作『宣傳』之類的進行述說。…有這麼一個奇妙且偏離常識的領域。…而且以各式各樣潛藏著無法看到的龐大部分之中才正是有可能存在歷史真相之處，這件事每天都讓我有深刻的感受。」...

「當要摒除至今為止的歷史樣貌及文明樣貌之傾斜時，或許中央歐亞大陸的遊牧民之歷史可以成為一個有力的視點。在近現代世界中，被當作是『國家』最背道而馳之邊緣存在的遊牧民，實際上曾經支撐著人類史，並成為『國家』這個東西最大掌握者。這就是『世界史』的最大反論。...無論如何，不過度偏向特定價值觀的新世界史樣貌，就是從謙虛直率地檢視過去開始。...」

據作者上述，足見日本學者治史論史的嚴謹態度。也讓我們深知，為政治御用的歷史絕不能培養世界公民。看完本書後，我們對於草原民族與農業民族的文化，生活環境，地理知識，…會有真實的體會，而不會陷入沒有營養的知識背誦。所幸，新政府，新歷史課綱，已擺脫中國史的洗腦遺毒，否則，學子只能做一個「歷史」大傻瓜，毫無世界觀，無法成為世界公民。

«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台灣探險»讀後     黃恬昕

«生蕃行腳--森丑之助台灣探險»。日本人類學者森丑之助もり　うしのすけ(1877~1926)論文集，研究台灣高山原住民族第一手資料。楊南郡譯註。遠流，2000。

森氏的遺孀，森龍子應日本黑龍會的邀請，撰寫森丑之助略傳其中的一段話:「森丑之助被稱為台灣生蕃研究的第一人，終其一生認真求知，甘冒無數次生命的危險與困苦，奉獻於人類學研究和台灣理蕃事務，素為人欽佩。」可以得知，森氏一生的旨趣，都貢獻於台灣的人類學研究工作上。他十八歲來到台灣，到四十九歲離開人世的三十年當中，一直在台灣高山原住民族地區走透透，他走遍台灣高山部落，做高山原住民族的田野調查，我們印象所及的許多早期高山原住民族的照片，幾乎都是出自於他的傑作。其中，«台灣蕃族圖譜»(1915)、«台灣蕃族志»(1917)最有名。

1912年4月1日，英國植物學者H.J.Elwes來台灣做植物調查，並於台北演講。當時，H.J.Elwes對台灣高山原住民族的觀感言論:「率先進入蕃地，與蕃人一起生活，熟悉其語言與習俗，入鄉隨俗，充分溝通彼此想法的必要性。」森氏聽了，發出強烈共鳴，英雄所見略同。

森氏一直到死前，都是堅持蕃人是文明的。他說:「蕃人所具有的品性和信仰是用什麼涵養的呢？我願意指出，只有一個『誠』字。各位試著看看他們的社會:蕃人社會沒有法律，但能夠維持秩序，也就是說無為而治，這是因為他們心中有誠，有信仰所致。」「我出入蕃地後，立即發現和他們相處的妙法，只有一個『誠』字，以誠對待蕃人。我憐憫他們物質缺乏的生活，但不由得不尊敬他們心靈上的純潔。發現這個事實以後，從此對蕃人產生濃厚的同情心，和他們相處也更加心安理得了。蕃人被外界視為『獰猛驃悍』的人種，但是如果同樣地以誠對待他們，再獰猛驃悍也不可怕。我有信心指出，坦誠和他們交往，他們會森氏溫暖的友愛回報我們。」一百年前，森氏用他一生的精華歲月，在台灣高山原住民族部落作了三十年的探險旅行，出生入死，而不被高山原住民族「出草」，我們不能不佩服他的膽識。更要對他尊重蕃人習慣和信仰的誠心，按一千萬個讚!

1910年4月，森氏發表<太魯閣蕃的過去和現在>(以下簡稱<太>)，寫於五月台灣總督府「五年理蕃計劃」開始實施之前。豐富詳實的報導記錄，讓我們了解，日本對高山原住民族統治，在山地進入「隘勇線前進」、「收繳原住民槍枝」及「討伐戰爭」的殺伐時期背景。

<太>第五段，台東廳對太魯閣蕃的懷柔政策，提到「從這些措施，外界批評相良廳長(按:相良長綱)的對蕃政策內容，過度委屈求全，有辱官署的尊嚴。對於外界的指責，廳長幾乎無法反駁。廳長所展現的委屈求全，極端的撫蕃政策，只是做到一時的相安無事。這是一種鹵莽行為，有害於將來要推展的理蕃大業。」文中，森氏不厭其煩的指出蕃人、漢人與通事之間的利害衝突，又由於蕃人部落彼此薄弱的信任感，以及蕃人對日本統治權威的挑釁，終於在1914年5~8月，爆發慘烈的「太魯閣討伐戰」。

對於台灣探險的急迫性，森氏提出了他的批判:「明、清兩代，漢人對於蕃人完全沒有真正的認知，史冊是荒謬不切實際的記載，而撰述蕃俗的清吏，只依賴半調子的生蕃通事的胡謅，和下山輕佻蕃人在平地的吹牛。編纂史冊者從來沒有，也不敢深入部落調查，所以現有的史冊完全未經實際的考證，只能視為傳聞而已。」「照目前的趨勢看來，未來最短期間內，蕃人的社會組織將陸續瓦解，生活習俗將發生顯著的變化，而他們原有的民族性也將自然地消逝!屆時，我們再來呼籲文化保存或保護，已經來不及了。中國有一句俗語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如果我們不立即展開行動，將來，當我們想要着手調查蕃情、蕃俗時，被調查的對象已經不存在了!」由此可見森氏對台灣人類學田野調查的語重心長。

一百年前，森氏對自然反撲已經提出嚴肅的警告，他為我們點出高山原住民族護衛台灣大自然的貢獻，亦對於高山原住民族「迷信」，提出正確認識，反對強迫高山原住民族遷村，...這不正是當今大家不得不面對的議題?如果你珍愛台灣這塊寶地，如果你喜愛台灣的花草蟲魚，稀有動植物，關心台灣的地質學，或是熱愛攀登台灣山嶽，...面對這樣一本，一百年前，目擊台灣高山原住民族的第一手報導，你一定不會錯過!